1948年6月，谷正伦在省府委员会上提出“崇法务实、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他所谓的“崇法”，实际上是要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法，要求各级公务人员要办实事，不搞虚假，不慕虚荣。强调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是保境安民，特别要让农民安居乐业。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迅猛发展，主要原因是在共军盘据的所有地区，都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骗取农民的好感，把农民牢牢地拴在他们的战车上。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为此，他决定通令全省各专、县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向心力。所谓“二五减租”，是指出租土地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秋收后粮食的分成比率。在贵州农村，一般都是租、佃双方对半分成，即地主和佃农各占50%。听说有些地区也有按四、六分成的，即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秋收时只能分到40%的劳动果实。实行“二五减租”，就是要把秋收的粮食产量先提出25%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与佃农平均分配，即地主只能得总产量的37。5%，佃农应得62。5%。
他号召全省党、政、军机关干部都要做实行“二五减租”的表率，并重申他自家坚决带头执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有很多专、县由于地主豪绅的抵制，根本没有推行，最终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与此同时，他为揉和与消弭贵州的派系之争，在调整各县县长人选时，分别从各派系中挑选一两名较有才能的人士出任县长，赢得各派系对他的拥戴。
1948年底，谷正伦奉蒋介石电召去南京开会商讨加强战备措施，决定在贵州组建十九兵团，下辖四十九军和八十九军，调原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儿）任兵团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任命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蒋还要谷扩充保安团队，并面示由于国统区范围不断缩小，今后各省都要自筹军费，不能再依靠中央拨款。谷回黔后，一面积极扩充地方武装，把原有的五个保安团扩编成八个团，组建为四个保安旅，任命刘鹤鸣为保一旅旅长，谭本良为保二旅旅长，张法乾为保三旅旅长，罗湘培为保四旅旅长。
此外，又在各专区组建独立团，要求按照“反共救国实施纲领”进行游击训练。一面加紧筹措军费，由他的智囊蔡羾云、潘锡元出谋献策，在全省开征百货自卫特捐、增收百货营销税和食盐附加税（即按每百斤食盐增收银币一元）。谷正伦对如此加重人民负担尚嫌不够，认为远远不敷扩军的开支需要，他在征得省参议会同意后又决定开放鸦片烟禁，成立特货稽查处，在兴义、盘县、安顺、遵义、松坎、三桥、都匀等地设卡征收鸦片烟税，不惜用饮鸩止渴的办法聚敛所谓的保卫贵州的军费。更有甚者，潘锡元不顾公教人员的死活，把中央财政部每季预拨给省级机关的办公费和公教人员的工资拖延到月底或下月初才发放（因自1942年起省级财权收归中央），他把这些钱拿到贵州银行放高利贷从中牟利，当时省级机关的公教人员都把潘锡元呼作“盘息钱”。
1949年5月，谷正伦应李宗仁电召赴广州开会，要求各省加紧征购和储备军粮并按照阎锡山制订的“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决定成立贵州绥靖公署，以谷正伦为主任，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亦派谷正伦为贵州党务特派员，实行谷在贵州的党、政、军统一领导。谷回黔后，先后任命何绍周、陈铁、王文彦、王家烈、宋思一、刘汉珍等为副主任，以车蕃如为参谋长，宋质坚、张法乾为副参谋长。为了贯彻反共国策，举办“贵州省自卫干部训练团”，把全省的专员、县长和所谓的“自然领袖”（地霸豪绅）分期召集到贵阳进行游击训练。由韩文焕、张卓（原胡宗南部第一军军长、遵义步兵学校教育长）负责灌输反共思想。他们用“共匪一到，家破人亡”的谎言来号召参加受训的人要“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要求他们组织地方武装与共军拼死顽抗，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1949年6月，谷正伦按照行政院的统一部署，成立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由省府聘请一些省参议员、省党部委员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担任委员，并由他们推选省参议会议长平刚为主任委员，副议长杜叔机、省党部主委黄国桢为副主任委员，省参议员郑代恩任秘书长。另调原财政厅主任秘书陈本昌为专职秘书，负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在反共保民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们都表示要团结一致，共体时艰为“戡乱救国”服务。由于各组成人员均系挂名兼职，据陈本昌说：开完成立大会以后，一直无人过问委员会的工作。在9月中旬省府精简人员时陈本昌被精简离职后，所谓的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1949年7月，谷正伦因胃病缠身曾多次分别向蒋介石、李宗仁呈请辞职，并举何绍周以自代。听说蒋欲准其所请，但他不能以在野之身批准政府官员的任免。而李宗仁则想派桂系干将夏威继任贵州省主席，因担心贵州人民拒不接受外籍人士主黔，他托白崇禧征求谷的意见，由于谷正伦坚持黔人治黔的立场，谷正伦的辞职请求也被搁置。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即将解放全中国之际，谷正伦仍妄图负隅顽抗，召集各党、政、军机关研究制订所谓的“应变计划”，要求各单位分别制订各自的“应变方案”送绥署汇总，以便制订“贵州省戡乱救国应变计划”。会后省府由主任秘书刘剑白写了一个“贵州省战时县长办事细则”，内容大致分为临战时期和接战时期两部分。规定临战时期各县县长应在省、专区和师以上部队长的领导下负责组训民众，扩充地方武装力量，建立和健全县自卫总队的组织机构，要求做到区有大队，乡有中队。增强通讯设施，做好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资的储备工作。接战时期，必须按照中央制订的“军政一元化”作战方案的要求，县长应受当地驻军团长的直接领导，融军事、政治、军民于一体，负责部队的给养、运输及军工等任务，组织民众把粮食和重要物资转移到安全地区隐蔽储存，必要时亦可分散给当地农户保存。县自卫总队，在驻军的统一指挥下，力求进退自如地牵制打击敌人。
原办法比较详细，因为我只大致浏览一下，加上时逾半个世纪，大多记不清了。各单位的应变方案送到绥署以后，由于绥署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问题上出现分歧，原计划绥署设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四十九军、八十九军和一○一军及各专县的地方部队；政务部，代行省政府的行政管理机能；联勤部，负责后勤补给业务等。听说谷正伦要任命韩文焕为作战指挥部长，引起了何绍周、陈铁、王文彦、宋思一、刘汉珍等黄埔一期毕业的将领的反对，导致所谓的“贵州省戡乱救国应变计划”一直没有正式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