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枪换炮
两个星期后，张桃芳和吕长青重返上甘岭，被安排在编制外的前沿阵前班，仍回7号阵地。
雪地里，他们等待着，但是目标出现的几率却越来越小。战场上寂静难耐，危险却在悄悄临近。为了对付狙击手，对方将大量炮兵观察员调往前线，而我方还毫不知情。
黄昏时分，班长吕生堂开始生火做饭，一缕炊烟从战壕里缓缓飘起。“轰——轰——”两声，班长牺牲了。
敌军炮火覆盖得极为准确，一定是有炮兵观察员在精准地报告目标方位，指挥炮兵攻击。联想到对面阵地上新增的地堡，张桃芳意识到，他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威胁。
观察了一整天后，张桃芳在次日黎明登上1号狙击台。1号狙击台位置是一块巨大的青石，青石的两侧各放了一支枪，这样，同一块阵地可以变换角度射击，而大青石可以当作掩体。
地堡里有人出来了，和前一天一样，他反复地试探，直到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登上了制高点。张桃芳注意到，那个人的手中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望远镜，果然是个观察员！
张桃芳先是按兵不动，直到对方第四次出来的时候，才下了狠手。老张的观察员在电话里告诉他，“老张，打着了，躺在那儿不走了。”张桃芳却没有换地方，再次探出了头。经过前一天的观察，张桃芳知道，对面的炮兵观察员绝对不止一个。
果然，目标再次出现。这回出来的美军，不但没有躲藏，反而围着地堡转圈跑了起来。
与直行的目标不同，对于绕着圆形地堡跑的大兵，非常难以计算提前量。“这是给我出难题。”张桃芳猜想，目标是在有意吸引狙击手暴露位置，可要放弃这块肥肉，他又不甘心。
“好，我选个地方专门等你。”张桃芳耐住性子，琢磨着对方走路多快，人有多高。每当对方接近张桃芳预定的伏击地点时，他都要用没上子弹的枪击发一下，看能不能和对方的速度吻合，就这样连续校正了三次。
子弹出膛，张桃芳又得手了。这天，总共有三名炮兵观察员被消灭，这无异于毁掉了敌军炮兵的眼睛。
除此以外，张桃芳还连续在800米外，两次击发成功，创造出志愿军中最远射杀纪录。对此，吕长青表示，这肯定不是“水连珠”的功劳，而是“鸟枪换炮”以后的战绩。
“除了‘水连珠’，我们还用过‘大八粒’，要不是它，我可打不了178人。”吕长青所说的“大八粒”实际上是美国的M1步枪，学名“加兰德”，因为一次装弹为八发，又被中国志愿军称为“大八粒”。
在朝鲜战场上，M1步枪是美国大兵的标志性武器，志愿军中，只有排长以上级别才有资格使用这种缴获武器。“要不是打出了名堂，根本就摸不着这种半自动步枪。”吕长青说，为了不影响士气，“大八粒”上的美军标志都磨掉了，在此后的新闻宣传中，以及关于张桃芳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枪。但是，这种半自动步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使狙击手来得及射出第二枪。
狙击手的辉煌战绩中，还包含着战友们付出的生命代价。
“我亲眼目睹张桃芳杀敌4人。”见证过这段历史的摄影记者边震遐今年撰文称：“就在我到来的第二天，敌人因为连续遭到狙击袭击，调动两辆坦克抵近射击，进行疯狂报复。张桃芳的战友──副班长张余福和战士魏国清同时牺牲。”
高手对决
对张桃芳狙击技艺最大的肯定，还是来自敌方。尽管不知道张桃芳是何许人，但597.9高地有位枪法如神的狙击手，对面阵地却一清二楚。他们专门调来了狙击手，决意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这就引出了一场两位顶尖高手之间的精彩对决，这也是张桃芳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1953年初夏的一天，张桃芳照例一早就上了阵地。他刚沿着交通壕走进3号狙击台，就有一串机枪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张桃芳脑袋一缩，趴在了交通壕里，神经陡然紧张起来，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今天苗头不对，看来对面有人在等着我。”
交通壕里丢着一顶破钢盔，张桃芳顺手拾来，用步枪将它顶起来，以前他曾多次用这种方法引诱对手暴露位置。可这次钢盔晃了半天，他的对手却一枪未发，显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射手。
“总算遇到对手了，这种小把戏糊弄不了他。”张桃芳暗道。他在交通壕里匍匐前进，到了尽头，突然蹿起，几个箭步穿过一段小空地。他刚要进狙击台，对面的机枪又是一个点射，子弹紧追着他的脚跟，打得地面尘土飞扬。张桃芳双手一伸，身子一斜，像被击中似地摔进了射击台左边的掩体里。
这个假动作显然蒙骗了对面的射手，他暂停了射击。张桃芳慢慢地从掩体里探出头，开始搜索对面阵地。
他先仔细观察了美军阵地上的机枪掩体，发现有两挺机枪正向其他方向射击。张桃芳没有出枪，因为他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诱饵。真正的对手肯定躲在其他地方，也在搜寻他的位置。只要他一开枪，马上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此刻双方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对面那个最狡猾也是最可怕的对手。
他耐心等待着，搜索着。终于在对面山头上两块紧挨着的岩石缝隙，发现了对手的位置。张桃芳立即出枪，将枪口对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对手也发现了他，脑袋一偏，脱离了张桃芳的枪口，紧接着手中的机枪就吐出了火舌！张桃芳再次被压制在掩体内。
这一次，他的对手显然也意识到了他的厉害，机枪枪口始终对准了张桃芳的狙击台，几秒钟就是一个点射。张桃芳稍微露头，立即就会引来一个长点射。张桃芳没有着急，坐在掩体后面，静静地观察着对手的弹着点。
过了很长时间，他忽然发现对手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狙击台左侧，也就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而对狙击台右侧打的次数不多。他在沙袋的掩护下，慢慢地爬到了狙击台右侧，轻轻地把步枪紧贴着沙袋伸了出去。他仍没有出枪，静静地判定着这究竟是对手的真正疏漏，还是设下的圈套。
足足十多分钟。机枪的弹着点表明，他的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变换了位置。时机终于到了！当对手刚刚对狙击台右侧打了一个点射，把视线和枪口转向左侧时，张桃芳猛地站起身，枪托抵肩，即刻击发。几乎与此同时，对手也发现了张桃芳，立即转动枪口扣动了扳机。
高手对决，胜负只在瞬间。张桃芳的子弹比对手快了零点几秒。就是这零点几秒，决定了命运。当张桃芳的子弹穿过对手的头颅时，对手点射的子弹却贴着张桃芳的头皮飞了过去。
毫发无伤
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他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张桃芳常调侃美国兵：“别信上帝了，你们的上帝净保佑我了。”这虽然是戏言，但冥冥之中仿佛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一次，敌人的子弹击穿了他的棉大衣、棉衣、绒衣，把里面的白衬衫都打黄了，但他一点皮也没破。还有一回，美军的冷炮削掉了张桃芳的半个棉帽子，可他连根头发丝都没掉。
另一次经历更为惊险。当时，张桃芳从前线下来，准备回国参加英模大会。在24军后勤部换车时，正好遇到敌机空袭，张桃芳和17名男女军官只好躲在一个掩蔽部里。时间一长，掩蔽部里的人大多跑出去逃命。结果，跑出去的人中除1人重伤外全部阵亡。张桃芳一直躲在掩蔽部里，外面的碎石被爆炸的气浪冲了进来，像子弹一样四处横飞。张桃芳对着天大叫：“这回是真完了，没法再回去收拾他们了！”没想到，他又一次躲过了劫难，而且仍然是一点皮都没蹭破。
张桃芳回国前，皮定钧通知宣传部，叫张桃芳到他那里去一趟。张桃芳接到通知后，从床头上取下皮靴，背在肩上就上路了。从8连到团部，每走一步，皮靴就“哐唧”响一下。
“你怎么把它背回来了？”皮定钧惊异地在张桃芳肩上看到了那双靴子。
张桃芳没说话，只把靴子放在桌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宣传部长从旁解释说：“这是他打死敌人的记录。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把那个弹壳保存起来。”
“一共多少？”“211个。”
“你打得很不错，可你没打出名堂来。”张桃芳一时被军长说晕了。军长接着说，“你们团的番号是多少？”“214团。”“对了。214团，你要打214个敌人。再打3个，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
张桃芳二话没说，又回到狙击阵地，一小时后他打死了3个敌人，返回军部后把3个子弹壳放在了桌上。
皮定钧把3个子弹壳拿起来，放在手掌上抚摸了一会儿说：“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在前线那么紧张，好好吃一顿吧。”大米饭，六菜一汤，张桃芳紧张得没敢吃饱，还撒谎说在前沿活动少，吃得就少。
皮定钧的儿女皮效农、皮卫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专门写到了这则轶事。
张桃芳的故事如此传奇，以至于常被后人质疑。但在吕长青眼里，“狙杀214名敌军”这个数字是否精确并不重要。
“狙击战果其实很难统计。”吕长青说，志愿军有规定，对敌射击，射倒后倒地15分钟不动，或者另有敌人抬走或拖走的算死；背走或架走的算伤；射击后敌人倒下而后又跑了则算活。即便这样，也不能说，抬走或拖走的就一定死了，战果统计本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在他看来，张桃芳是志愿军中所有狙击手的代名词，其战果是“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毙伤‘联合国军’和南韩军5.2万余人。”
虽然不能将所有狙击手的名字载入史册，但吕长青还是一再要求记者记下前沿班其他两位狙击手的名字——他们是宁彩堂和李彪。
老兵不死
夏季反击战在1953年7月18日晨结束。至此，24军在5个月开展冷枪冷炮的阵地防御战中，冷枪毙敌1万人，冷炮毙敌4000人。与此同时，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接近尾声。7月27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张桃芳和成千上万的狙击手为停战协议签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年前，一部相关纪录片上的话让吕长青感慨不已，他说，“我们没享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有这个评价这就足够了。”
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志愿军选拔战斗机飞行员，24军有198名战士通过初选，最后仅张桃芳一人入选，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从此，他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拿起狙击枪。
2007年10月29日，张桃芳在潍坊市第一军休所逝世。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最喜欢的诗句：
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