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南京军区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并于10月间在镇江组织了战术技术现场会来普及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这引起了分管军事训练的叶剑英的注意。12月27日，他致电军委和毛泽东，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建议在全军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
毛泽东批阅叶剑英的电报，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画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他还说：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毛泽东还说，到会的都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再开这样的会，要让前排议员到会，第一把手亲自抓。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大比武。
一次在十三陵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向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彪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六个“最”，关键是“最新的情况”，言下之意，他的设想根据的是过去的情况，也没有错。
林彪的险恶用心令罗瑞卿最终成为悲剧人物刚烈的罗瑞卿以死抗争，毛泽东闻后铁青着脸说：没出息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就是“大比武”。1964年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参加进来。叶群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战士，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在这一基础上起草了调查报告。
材料凑够了，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的汇报。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瑞卿修改了78处，主要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瑞卿时都成了罪状。
林彪接着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让他们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随信附呈的还有11份材料，包括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和吴法宪、李作鹏等高级将领的“揭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