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国军”的复杂和反复
国民党军队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然随从、被动选择。
在第一阶段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虽然对其非常关照，生活待遇超过主力部队的标准，但由于旧军队的作风未变，“纪律坏”，“驻地17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
在第二、第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同类问题。如国民党第16兵团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什邡起义后至部队东调前，“官兵中常发生开枪打杀农民的鸡鸭，或化装土匪夜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等违纪行为。官兵关系也极为紧张。”
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75种，有4058人参加。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军军长和3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吃喝嫖赌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1/3。血债问题也不少。国民党军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血债。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须的战略和策略，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必须首先着眼于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瓦解敌军这个大局，所以，当时我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潘朔端的第184师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为了稳定起义部队，还特别给予起义部队以远远优裕于我军老部队的生活待遇。
在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下，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尚未彻底改造的起义部队一旦遇到强敌大举进攻，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也就在所难免了。几乎每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郝鹏举部、董其武部、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分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和起义官兵中的积极分子。
发生叛变的起义部队中，郝鹏举部于叛变12天后被全歼；高树勋部在疑似叛变事件发生后，其“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所部经过数月的诉苦运动和肃反审查运动，士兵于同年9月被编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而最先发生叛变事件的潘朔端部，剩余2000多人于1946年年底撤至北满根据地后，经过彻底改造，于1947年3月起，陆续组建了主要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率领的3个支队，分赴前线，进行对国民党滇系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任务。
“倒过来讲”的尝试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之中。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个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