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更是强调两国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他多次高度评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美两国人民隔绝了达23年之久，是尼克松走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是积极评价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这一行动的。他这个人是一个最大的反共派，是搞了几十年反共的专家。在你们美国看来，他是一个最大的右派。但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他还有一点政治远见。”1977年9月，在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时，邓小平重申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的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和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1978年1月，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时再次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
邓小平认为，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既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所谓战略利益，就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长期以来，中日、中美过多地考虑暂时的利益，这就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步履维艰。邓小平认为发展中日、中美关系是一个大的趋势，不仅是全球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美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日关系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为对整个亚洲的作用。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邓小平认为，“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中美关系的战略利益，则表现为全人类的利益。中国和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两个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世界和平和稳定无疑至关重要。中美两国许多问题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但是意识形态在全球战略的大目标下，处于局部和支节的地位。所以，我们应该从大局出发，寻求共同点。1975年12月，邓小平在同美国总统福特谈话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
邓小平认为，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我国国情和现实条件，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来发展中日、中美关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日、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则以更多精力从经济的角度思考对日、对美关系。他既强调政治原则，也重视经济利益，并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外交指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高度重视国际环境的稳定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和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中日、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的有利的外部环境。他提醒我们对自己要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1975年8月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谈到战争问题时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自己。1979年1月6日，邓小平会见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时更是坦诚地说：“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争取比较长的和平环境。”
除了稳定的国家环境，邓小平还提出要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封闭状态，虚心学习和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日益开放的当代世界，任何国家要想取得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我们可以从日本和美国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引进资金。在对日关系上，从1974年11月缔约谈判开始，到1978年10月他到日本出席条约的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邓小平除了极力强调反霸条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基础地位外，论述较多的就是要积极关注日本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号召中国学习日本，努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对美关系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除了考虑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还站在对方利益的角度来阐述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中日、中美建立良好的关系，对日方、美方都有巨大的和实际的利益。日本资源匮乏，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要为自己寻找资源、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互利合作，发展经济合作对两国都有利，是双赢的事业。美国也同样需要中国这样的合作伙伴，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有合作的必要。
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