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兄，东北地位特殊，形势复杂多变，政策稍有不慎，可能后患无穷。吾兄老成练达，党国多有倚重，深望于近期内拟收复东北、治理东北之方针大计赐我，军事方面可由光亭权宜处理。”
就这样一封“表扬信”，客客气气地解了熊式辉的兵权。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这种战法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长处所在，我军长期适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游击作战形式，广大指战员是第一次打这种城市防御战，很多人都感到不习惯和不适应，甚至不理解，而实战中我军又损失了一大批刚从关内调入的老骨干，大家都感到很痛心。
这种情况，造成多年来许多亲历这一保卫战的老同志对这次作战的是非得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我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于是，我于5月12日给中央发了辰文电，就四平保卫战提出了我对东北局势的意见？？我发给中央的这封电报也始终未见回音。我军在四平打的这场正规阵地防御战，从4月中旬开始，一直打到5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敌我双方攻夺异常激烈。国民党军队虽被我大量杀伤，但仗恃其兵力雄厚，仍疯狂地轮番向我进攻。我军的伤亡相当严重，最后，不得不放弃阵地后撤。西满分局驻地已在此之前移至齐齐哈尔。当时我方并曾作撤出齐齐哈尔的准备。但国民党军队进到松花江边，占领了吉林、长春以后，也无力前进了。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毛泽东约我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到他住地，我们边谈话边争论问题。当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这次同毛泽东的谈话，我才明白，当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给我回电的原因所在。
(《黄克诚自述》第205页)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1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劣势情况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8,000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
不论是东北局或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战前都没有说或者计划过要来一个四平保卫战。四平保卫战是逐渐形成的。？？四平保卫战过去40多年了，给我们最大的教益就是把我们的和平幻想彻底打掉了，使我们大家从保卫战中觉醒过来，深深体会到，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是水上浮漂，是不能战胜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
(陈沂：《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在极其艰苦的守备中，以劣势装备挫败了用美械装备武装的敌人的进攻，狠狠打击了敌人企图用武力独霸东北的狂妄野心。同时也锻炼了部队，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增强了打守备战的信心。
(梁必业：《第一纵队四战四平》)
在四平与四平以南地区的作战中，我军3个作战方案和设想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还是迟滞了敌人，使敌人“4月4日占四平，4月8日占长春”的如意算盘破产，这是防御作战的一个收获。此次作战，我军抗击了国民党军10个整师，守卫四平32天，歼敌1.3万多人，消耗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后方根据地建设赢得了时间，防御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万毅：《回忆四平四次作战》)
回忆起四平保卫战来，我始终认为它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提出的“变四平为马德里”的口号，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战略口号，但这个口号和四平保卫战本身一样，多少年后，仍使人记忆犹新。
(左叶：《回忆一战四平和四平保卫战》)
在这次战役中，我守备部队虽然多数是在东北新组建的部队，但在防御中英勇顽强，使完全美式装备的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提高了我军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延缓了敌军北犯的进程，使哈尔滨以北的我北满根据地，有较多的时间去巩固，使敌军占领长春后不敢继续北犯，也使我方在对敌谈判中，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些都是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刘瑞森——当时的中共四平市委书记兼四平卫戍司令部政委：《四平保卫战前前后后》)
至于后来人对这一战役的研究，见诸各种报刊、文章中的观点就更多了。
这些不同的看法肯定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根据。但他们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认识，主要在于他们各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的。或许这些看似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具有互补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要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寻求一个共同点，根本的办法是要离开各个角度去站在一个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在哪里呢？
这应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观察这一事物的那个点。
毛泽东明确表示：“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定的。”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毛泽东的决定又受到中央领导各种意见的影响和各种情况反馈的制约。
在四平保卫战前后，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四平保卫战结束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又致电林彪并告彭真：“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人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这是中央对四平保卫战的一个总结性的定性的评价。
从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四平保卫战不是领导层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反映。
当时在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里，经常出现类似“国内和平有希望”、“最后一战”的说法。有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和战问题思想糊涂，似乎打四平保卫战是不想作长期斗争，而对和平抱有盲目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