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摔跟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我是惟一跟陈伯达上庐山的工作人员。当时，会议地点保密，陈光说“上山”，“马列著作都给我带上，再带几本毛主席语录”。
会场一般我不去，就在住处值班。不开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看他，比如李雪峰、吴法宪，江青也去过一次。那是华北组“二号简报”出来以前，还互相来往呢。张春桥、姚文元好像没来过。他们来得少一点，开会时都互相见面的。
全会期间，有件和我有关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里，提到“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说：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内容是：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年8月29日晚8：05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讲话出来以后，吴法宪他们提出要放林彪讲话录音，放录音后，各个小组讨论，陈在华北组。小组讨论会我去了，待在会议室外面。他的讲话我没怎么听到，但是，汪东兴和陈毅的发言我听得清清楚楚。汪讲：“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我们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答应！”陈讲话也很激烈，说“我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现在有人反毛主席，谁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简报华北组弄得最快。实事求是讲，到主席发火为止，陈伯达没看到那期简报，也没有修改。这事出来以后，主席就召开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各小组组长了，华北组是李雪峰、郑维山（这都是被扩大的），扩大以后就批评他们，批评得很严肃。陈自己写的会议记录上，毛主席说他“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他回来后很不高兴，跟我说“主席批评了我”。我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因为这事就休会了。陈就出去转，照了好多相。后来，会上有人批评他，“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检查自己，还游山玩水？”他受了批评，情绪不好，总理就派了个医生过来照顾他。
这个事出来以后，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他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儿去，她没让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他又到康生那儿，康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他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他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他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他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送个报纸。总理批了个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名单，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