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献身革命、连死都不怕的志士，是把理想与荣誉看得比自身生命还要宝贵的，他人生最大的失望就是不被党和人民信任，甚至还被当做敌人对待，这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李志高也只能以死来明志了。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像李志高这样对党和人民无比忠勇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却倒下了。而且还是以自戕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与无辜，这该是多么大的失误。其实，翻看党史，把自己同志当做敌人来进行审查、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在此之前的“肃AB团”，还是在此之后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都是有过不少惨痛教训的。即便是在新四军内部，李志高事件也不仅仅是个例。
据史料记载，1938年，曾发生过一次错杀叶道志事件，这也是李志高本人所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当时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徐长胜等三人，也是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军部的长征干部，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时曾任过师、团级职务，来到新四军后却被降级使用。叶道志先是担任四团副团长(政委)，后又改任军部特务营营长，徐长胜任特务营参谋，另一个则任东南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为此，这三人思想不通，认为在此处不受重用，准备仍回八路军原部队去，于是便携带新配给的驳壳枪以查看地形为名开了小差。
军部知道后，极为震怒，立即派出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追赶，并在景德镇将叶道志抓获，徐长胜被击毙，另一人逃脱后，回到八路军原部任职，建国后还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多月后，叶道志以“投敌叛变罪”被处决。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公审会上，说他是企图叛变革命投降张国焘，但叶道志临刑前坚决否认是背叛革命，更不是去投降张国焘，只是承认对工作安排有意见，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开军部是错误的。
这时，从延安同来的陶勇(建国后曾任海军司令员、中将，“文革”中自杀)，曾上书力保叶道志，说叶是他们南来的临时支部书记，在他们途经武汉时，得知张国焘叛变，大家均表示气愤，临时支部还专门开了批判会，因此叶道志不可能去投降张国焘。但陶勇的力劝无效，叶道志还是给杀掉了。同一个事件中的三个人，一人被击毙，一人死刑，一人脱逃成功居然后来还当上中将，明摆着就是一桩错案。1983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文件，宣布枪决叶道志、徐长胜是“历史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对革命队伍的审查则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化了，一大批像李志高那样以死来证清白的无辜者，竞还背负了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而对李志高一案作过沉痛检讨的刘少奇也在对他个人设立的专案审查中被打倒。对革命同志进行审查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次次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又予以平反昭雪的怪圈里循环往复着，甚至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未能幸免，同样在这个政治怪圈里面轮回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