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相难明。国民党军队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要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5月2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真伪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因为当时《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亦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将信送到李子坝建设新村《大公报》重庆馆。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
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
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惟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全文发表，对张季鸾的气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下转第76页）（上接第73页）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到了实现，而张季鸾已在1941年9月6日病逝，他再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十数年间，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保存完好，直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予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成为历史见证。
(来源: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