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谈到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杀光了，莫洛托夫回答道：
“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以为，斯大林对此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
这是十足的海外奇谈。何止是老革命几乎杀光了呢，军队方面，从元帅和将军杀起，后来连校级军官都差不多杀光了。朱可夫1939年到蒙古指挥对日寇作战，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初在对芬兰作战前线上，都发现许多师长是由尉官担任的，因为校官杀完了。我认为莫洛托夫说的是他的真心话，这时斯大林已经死去三十年，他没有再逢迎献媚的必要。所谓“基本上”正确，就是说他莫洛托夫也认为有的杀错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错杀到他莫洛托夫头上来，他会怎么样？我想，如果斯大林决意要杀他，他固然不可能不觉得冤枉，但是也照样会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的利益所在。我原来以为这是我的推论，是猜想，不料当我仔细翻阅严秀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莫洛托夫恰恰是这样说的，文中引用了访问者同他的这样一段对话：
“您曾经设想过您的处境：一个跟党走过漫长道路、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身心的人，忽然间竟被关进牢笼！”
“那又有什么呢？噢，上帝！我是从革命观点来看这一切的，”莫洛托夫很镇静地回答，“这些年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我不只一次死里逃生。”
莫洛托夫这些话表明，在他看来，死在沙皇刀下与死在斯大林刀下是一样的。如果斯大林要他死，斯大林和他莫洛托夫双方都会认为这是为了他们神圣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事业，为了他们伟大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国历史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子领死的时候还要叩谢皇恩浩荡。这是儒家纲常最起码的要求，是儒生们安身立命的准则，许多修养到家的儒臣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这在现代，我们也并不陌生，不过改了名称，不叫纲常，叫大局；为了大局，委屈也罢，冤枉也罢，都要心悦诚服，这叫做正确对待。莫洛托夫又说：
“尽管这类事（指被捕、被杀）已经出现在我身边，尽管他（指斯大林）再活几年我也许保不住性命，但……他完成的艰巨任务是我们任何人、是当时党内任何人都担负不起的。”
多么可敬可爱的莫洛托夫！在这位老革命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驯服工具，一个百分之百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如果说得通俗一点儿，我就要说我看到了一个铁杆斯大林分子。同时我还应当说，我看到了一个真诚的奉献者。
这本书是苏联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根据他访问莫洛托夫140次（实为139次）的录音整理出来的实录。访谈历时十七年（1969—1986）之久，看来双方的意见不会怎样太相左。那是莫洛托夫最后的十七年，苏联正在走向解体。他既是这样一位要人，对他自己那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信仰又这样信誓旦旦，记录的真实性也无可怀疑，因此我很赞成严秀的评价，他说：对于了解苏联，这本书“就特别权威、特别具体、特别真实，这决不是其他理论探讨书与回忆录等所能代替的。”因此他不顾老病之身，写了这篇长文，“说算是替有些同志做个临时的书报秘书吧”。他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包括宛如君臣关系的党内生活、残暴的内政、以扩张版图为能事的外交、以及为什么要和如何从肉体上消灭富农、为什么要和如何剥夺农民、为什么要和如何歧视知识分子，等等。他还不得不舍弃一些大题目，因为篇幅已经太长了。
我深深感谢他的辛劳，钦佩他的识见。他这篇文章不仅让我明白了苏联垮台的原因，而且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质，进一步知道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进一步体会到个人迷信何以在那样的大人物身上也不可避免，简直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我是从严秀新近出版的副题为《国际长短录》一书读到这篇文章的，书名《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全书只有十四万字，篇篇都是好文章，都很能发人深思。不过我还是想建议把这篇《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出个单行本。我想起吴晗主编的两套历史小丛书，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读者的思考能力，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最近这二十多年来，国际国内的变化很大，新事物新问题新观点很多，新出版的好书和杂志上的好文章很不少，各个层次的读者包括一般的读者，都十分需要许多像严秀那样的高手来做这种“书报秘书”的工作。因此我想现在大有出版一套小丛书的必要，严秀这篇长文就作为第一本，请他再加加工，精简一下。 我是专门为了提出这个建议而写这篇文章的。这件事我想了又想，动机最初来自一位老朋友的公子。这位“老三届”常常寄书给我，主要是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和什么什么内幕之类。有一次他来北京，我说，谢谢你寄书，其中有两位作者的书我是不看的，他们由于胡编乱造而大大有名。他说，这点我也有所感觉，胡编得太没边了，我也怀疑。比如把江青吹捧为政治家还不过瘾，还要把她吹成军事家，她和毛老人家两人的私房话他都知道，好像他在场听见了，我能相信吗，岂不欺人太甚！而且掺水太多，太罗嗦，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看。接着他显得很沉重地说：“不过，李伯伯，我们这辈人很可怜，连刚刚过去的这些事也弄不清。我们想知道一点历史，不靠他们这些书又靠什么呢？”
因此我恳切地向著作界的各位高明之士呼吁，请求你们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吴晗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分为两套，我想现在可以编在一套里面，似乎更方便些、灵活些。内容不以政治这一个领域为限，在一套里面分为几个门类也可以，最要紧的是每一本都必须是精品。
我这篇小文章快要完篇时候，再翻阅严秀这本书，从书后附录萧乾老人给他的信中，发现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初读时没有注意。他是在读了严秀《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一文的前半篇之后，在医院里躲着医生和护士写的。信中说：“您做了一件大事，用前苏联为咱照照镜子。……您学识渊博，对苏情况太了解，我又希望尊文能早日进入一醒世文选。”我建议出版的这样一套小丛书，是不是近似他所说的“醒世文选”呢？可惜这位热心肠的老人写了这封信不久就驾鹤西去，我不能再向他请教了！
“醒世”这两个字好极了，很确切，正是我所想的。这套丛书可以叫《历史新知小丛书》、《醒世小丛书》，或者就叫《醒世文丛》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