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季（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我们没有通讯设备，我那个指挥所离那个地方有一百多米，没有通讯设备怎么样呢，靠人来接力，我这里叫个，既叫又打手势，然后他叫，然后他叫，那么叫过去。
我们的发电机呢，是在附近的一个解放军军营里面借来的，我们的那个指挥所是草包，一个一个草包堆起来的。我们的这些指挥人员就是在那个草包背后，然后伸出一个头来看看，然后要发射的时候把头低一下，就那么来的。
解说：早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酝酿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末，初涉航天领域的中国人，便将文章落笔在探空火箭上，目的是先通过小打小闹，来摸索技术和培养人才。
王希季：但是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后来总结经验，就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要注意，一个是放卫星不单是火箭的问题，它是一个大的工程系统的问题。
解说：1966年7月15日，两只小狗的名字即将载入中国空间科学发展的史册，小狗名叫“小豹”和“珊珊”，它们乘着中国生物试验火箭，在安徽广德发射升空，一直飞到了70公里的高度，并且活着返回了地面，这次成功的试验，让中国人觉得进入太空并非遥不可及。
解说：1964年12月，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总理，认为抓卫星上天的时候到了。两年后的1966年5月，经国防科委七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种两级液体火箭加固体火箭发动机，三级组成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发射计划定于1970年，并提议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然而三个月后，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1967年11月1日国防科委决定，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转交七机部一院，然而当专家们抱着资料，来到那所中国研制火箭最高级单位的大院里时，却已经连负责人都找不到了。
于龙淮（时就职于运载火箭研究院科技部）：有一天早上我和任新民，我们俩就到车间里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等我出来的时候，这帮人打了一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哎呦，后来我和任副院长，因为我也搬不动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搬不动，后来后面有一个推自行车的，我说你赶快把他送医院去吧。
解说：在动荡的岁月里，到处是亢奋的人群在折腾，原本简单的“长征一号”火箭试车问题，由于对立激烈的群众组织封堵着出入口，厂区里急待试验的火箭根本寸步难行，最后竟然闹到了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于龙淮：周总理讲，说你们谁参加651，就是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这个人，名单都给我列出来，我们都给交给中央去了，把这个名单，我们一院哪些人哪些人，这些人业余闹革命，上班时间不能闹革命，这也是政治任务。
视频声音
工农兵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解说：在一切服从政治需要的大环境中，必要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产品质量无从保障，导致事故频发，浪费严重，宝贵的时间被无休无止的内耗吞吃掉了，然而世界上的同行们却并未睡觉。
1966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始测试最新型的F-1发动机，这种每秒钟消耗3吨燃料的发动机，在试车时会发生极为可怕的噪声，一旦风向不对或云层较低，附近建筑的窗户玻璃就会被震碎。而作为登月运载的“土星五号”火箭，仅第一级就装上5发F-1发动机，110米的全长，让它看起来活像一艘被竖立起来的驱逐舰，逐渐发力的美国人，开始后来居上。
解说：此时中国的航空人连填饱肚子都只能是“自力更生”，各显其能了，不过在办公室里却仍有一批人，在一门心思埋头钻研。有一天，当有一位领导走进办公室里时吓了一跳，原来在过去只描绘图纸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炸药、雷管等爆炸器材，几个工程师居然正在用吃饭的勺子，给炸弹壳装填炸药。
在东风二号导弹第一次危险的发射中，惊醒的人们意识到，如果不是火箭发动机因故障爆炸坠毁，那枚已经失控的导弹不知将飞到何处，因此在箭体中必须安装一种防御万一的，可控制的炸弹。然而在当时全国混乱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单位可以生产，于是火箭工程师自己动起了脑筋，合格的火箭自毁装置，就在那张办公桌上诞生了。
1970年1月30日，为发生卫星做准备而试验发射的第一枚“东风四号”中远程弹道导弹获得成功，随后第一颗卫星的正式发射时间，被确定在三个月后的4月29日，然而就在11天后，传来了令日意想不到的消息。
2月11日邻国日本将一颗重量相当于“东方红一号”1/20的、柚子大小的探测装置，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宣布成为第四个利用自制火箭发射卫星的国家。
陈寿椿（时任长征一号火箭总体设计师）：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措施，就有一条东方红上天最好，如果万一不能上天，一定把它整个都毁掉，千万不要让它唱一个变调的东方红，那个时候谁都交待不了，那不是反革命也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