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井重雄：直到现在别人还说我是共产党，对我很戒备，刚回国的时候警察就来找我，问我在中国干什么了，回日本要做什么，警察一般过段时间就会来看看我的情况，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时间，他们还调查我，因为当时我回国的时候有很多行李，用几张人民日报包着鞋子，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警察说把人民日报给他们吧，这个作为证据，回去也好交差，我就把人民日报给他们了。
解说：经朋友介绍，筒井重雄找到了一份汽车修理的工作，但是却经常受到警察的盘问。
筒井重雄：警察每次来问我干什么呢，我说修车，又问我修什么车了，然后去修理厂那边问，看两边能不能对上，防范着我，后来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了，就想去当农民，但又租不到土地。
花园昭雄：由于顶着“赤色分子”“卖国贼”的帽子，还有很多人举步维艰，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贫困。
元木和男：即便是找到工作，警察也很关注，会问找到什么工作，我们刚离开公司，警察就会去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所以公司就会跟我们说，我们在这儿工作警察就会经常来调查，影响公司正常工作，就把我们辞掉了。
元木光子：从中国回去之后思想赤化，去哪里应聘人家都不要我们，正好我亲戚开了一家医院，我就在那儿工作了，我老公找不着工作，只能自己学习，想拿到钢铁工人执照，拿到这个执照之后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自己又当老板又当员工，一天从早忙到晚，工作量是别人的两三倍，不管天冷天热都不能休息。
花园昭雄：砂原惠，此次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秘书长，今年78岁，5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15岁时参加了解放军，1955年3月，砂原惠回到日本，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砂原惠当时是日方的一个翻译。
砂原惠（日籍老战士，78岁）：最深刻的是郭老在早稻田大学学生面前讲话之后，有一个学生问郭老，郭沫若先生为什么中国有汉字，要给它简化，他说这个世界上用的这个汉字，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日本，我们也是简化字，不是长期搞的，很短期。
解说：砂原惠试图帮助中国开设工厂，并引进日本先进的技术和资金，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为了促进中日贸易，砂原惠希望北京方面邀请日本著名的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访问中国。
砂原惠：日本举办东京的奥运会，日本的女排冠军，然后这个厂家是日方，日方的话，北京能不能把这个大松教练请到北京来，这种体育的交流和经济贸易的交流都混在一起。
解说：周恩来不止一次在国际上说，虽然今天中日之间的贸易量很小，但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日本撤销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但是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对此公开反对。
冲森日登志：日本的右派，扔鸡蛋侮辱中国的国旗，这就是对中日贸易又产生一种障碍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暂时把中日贸易中断，只能是这个照顾一些产品，就是这个什么呢，天津的板栗、海蜇皮，有一些棉织品，只能通过一定的数量做这个，其他的贸易都暂时断掉了，中日双方就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解说：后来，砂原惠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找到了工作，而冲森日登志也一直为日中两国之间寻找合作的机会。
冲森日登志：比如解放军做这个铁路的维修工作，大量需要推土机，那时候小松的经济状态不太好，那么周恩来同意就是从小松大量买推土机，一方面支援日本的这些民族企业的繁荣，一方面打开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门路，来双方合作。
解说：直到70年代，随着中日邦交逐步正常化，当局对这些老人的监视有所放松，他们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花园昭雄等人便在此时联合了日本各地战友，创建了日中和平友好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老人们相继去世了，因此这次日本籍老战士访华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澄国一：我非常想去中国，但是我年纪大了腿不好，我这次能到中国来，回去就算死了也知足了，如果到我死的那天，我会把中国的朋友的名单写到一张纸上，抱在我的胸前，这样我死而无憾了。
小林宽澄（日籍老战士，92岁）：我现在最怀念的就是教育过我的那些老师，尤其是张香山先生，他2009年去世了，我听说以后很伤心，还有赵安博先生，这个人也去世了，当时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一个一个走了，生老病死虽然是自然现象，但是看着我的朋友一个个撒手人寰，我很伤心，心里不是滋味，与其说是伤心，倒不如说是寂寞。
筒井重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曾子墨：2011年3月，日中和平友好会创始人之一金丸千寻与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取得联系，希望能在清明节期间来中国为赵安博先生扫墓，赵安博曾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解放后担任中联部副部长，与金丸千寻有着长达50多年的友情，而今，赵安博已经去世多年，金丸千寻也身患癌症，动了两次大手术，这次他带来一瓶日本清酒放在老友墓前，作最后一次告别。
金丸先生说，日中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文化交流远远比商业利益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