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对白修德和贾安娜看好共产党表示认同。在《中国惊雷》一书中，白修德记述了考察延安的感受：“国民党声称延安搞专制主义，有秘密警察，有集中营。这些东西国民党自己有，却矢口否认。我在延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我在那里几个星期，但在那里几个月的美国人也没有发现像重庆国民党那样的专制机构。”
白修德和贾安娜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实践者。”费正清认为他们认识到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兴起。
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历史趋势。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同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也日渐加深。当然，从他的思想深处来说，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不认同和不支持的，曾坦言：“在我们中间，谁也不想支持共产主义。我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容许反对党在正常情况下存在，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在书评中，费正清亦强调了这一点：“蒋介石的民主不是我们所要的，毛泽东的民主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他已意识到“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前者”。
三、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
经过对中国革命的考察，费正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怀疑。“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再也不是抽象的了。我了解了具体的人，认识了当时的局势。这使我对美国的政策产生疑问。”1946年11月1日，费正清写信给贝克曼，提出“不应再将支持蒋介石作为团结的基础，相反支持他会使团结的基础动摇”，“我们都有义务使得美国公众明白这一点”。
在书评中，费正清批评了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他认为，美国援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是自毁形象。其使用美国制造的飞机、培训的飞行员、制造的燃料，“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因为“东方人会从美国在中国支持谁判断美国人的道德、意图、信仰”。他用嘲讽的语气说，美国人很聪明，能够制造飞机大炮，但搞政治时很愚蠢。
“先进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交给反民主的势力滥用，非常痛心。”在书评的原稿中，费正清还认为美国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未能分清是支持多数人还是支持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时也会非常痛心”。他赞同《中国惊雷》一书分析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后果，并强调这是“灾难性”的。
他还批评了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认为其所作所为“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工作带来了后遗症”。在1947年7月2日的《远东观察》上，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亚洲抵制共产主义，其实质是美国人在和亚洲人民作对”，正是美国人自己丧失了和共产党友好的机会，把中国人推向苏联一边。
四、认为“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已开始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用美国模式。他在书评中指出：“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看来，“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推行西方的民主模式是非常愚蠢的”。在1947年7月2日的《远东观察》上，费正清进一步提出：“在亚洲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不符合亚洲原有的传统，超出当地的条件。”
费正清还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是“美国化”。1946年2月11日，他在美国驻华新闻工作的几点指导意见中说：“现代化，而不要美国化。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对中国有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应当是：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应用于中国大众的生活。”
在书评中，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在中国的失败“首先是对中国的认识错误”。他认为自己要做的就是“帮助美国人接受中国生活的事实”。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自传中说：“在过去50年里，一直致力于理解中国”，“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这导致我提出了另一看法，即中国和美国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费正清对中国革命形势所作的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出发点仍是为美国对华政策和“自由主义理想”服务的。比如1951年5月，他在《哈佛校友通讯》上发表的《反思亚洲政策》一文中就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有法治保障的个人自由和体现我们的信仰的社会发展。”
尽管如此，他在这篇书评中所表达的见解，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分析和看法，是在1949年国民党败逃和美国承认对华政策失败的两年前，相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应该说费正清还是有他的预见之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