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才能使红军知道自己的“好意”呢？陈济棠思来想去，觉得需要找个中间人先和红军接触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以免红军在自己的家门口大打出手。恰巧，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3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信使前来商定谈判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万不要误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二
1934年9月下旬，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由于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周恩来、朱德是无法决定的。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谁能担任此次和谈中红军方面的代表呢？经过考虑，潘汉年、何长工被确定为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一年前，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参加了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而举行的秘密谈判，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而另一个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粤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粤赣军区是离粤军最近的一个军区，何长工调任粤赣军区半年多，对粤军情况非常熟悉，无疑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
潘汉年、何长工临行前周恩来交给他们一封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上面写着：“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10月5日。”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礼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地点---会昌白埠。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五大三粗的连长严直是个爽快人，一见面就悄声说：“何先生，咱不打了，两家和好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也捞不到什么；打败了我们，你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何长工爽朗大笑，说：“要吃甘蔗，我们瑞金、会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广东去？”潘汉年则说：“广东甘蔗我吃过，好像并不比瑞金的更甜。欢迎严连长去我们那里作客，甘蔗还是有得吃。”一番话，说得严连长哈哈大笑。潘汉年、何长工二人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杨幼敏、韩宗盛、潘汉年、何长工四人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入座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潘、何二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