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书中，谢尔盖还写下这样一段话：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和权威的确立，“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这时的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动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1964年十月会议上，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所做的报告中，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十五大罪状，其中有这样的总结：
在此前二三年时间里，他手中集聚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开始滥用权力。他还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全国的成就功绩都记在自己名下。他根本不把主席团的权威放在眼里，蔑视主席团其他委员，对其颐指气使，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以及周围所有的人总是没完没了地予以训斥……
当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权威得以树立后，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在各种会上，他经常粗暴地打断报告人的话，插上一两句尖刻的批评意见。登峰造极的一个事例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因发怒而脱下皮鞋敲讲台。
美国人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这大概也代表了西方人的观点：
一个在斯大林死后集体领导口号叫得最响的人，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变成了肉麻的个人迷信的焦点，其程度甚至要超过已故的独裁者。赫鲁晓夫的画像到处悬挂，没有哪一篇演说，没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颂扬他的伟大……
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他本人。专制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魔椅。一方面是独裁者个人的陶醉和膨胀，极权专制必然导向“吾皇圣明”、“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是“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当你一旦进入专制独裁的权力场，对自己的前程有所企求时，能不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讨他欢心吗？“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毙”。共恶就是这样形成的。每一个生活于其间的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心或无意，都在起着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每个独裁者到晚年无不殚精竭虑地考虑接班人问题。往大处说，这是革命的千秋大业是否后继有人；往小处说，也涉及自己死后的身家性命功过荣辱。
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选中的接班人，却层出不穷地变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谢尔盖回忆说：“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定不下来。他想找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鲁晓夫最初选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曾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更为重要的，科兹洛夫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实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内政路线的代表者。自赫鲁晓夫粉碎“马、卡、莫反党集团”后，科兹洛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成为苏联党的二把手。
然而，1963年科兹洛夫突然中风，当赫鲁晓夫赶到医院望着瘫在病床上的科兹洛夫时，说了一句至今想来也有点让人莫明其妙的话：“科兹洛夫在装病，该打起精神来去上班了。”这里，赫鲁晓夫流露出的是怎样一种情感？是一种“窃喜”，还是一种“遗憾”？科兹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没能再站起来。到赫鲁晓夫垮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组前，他虽仍保留着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职务，但实际上已是个“职务（植物）人”。
“早夭”对科兹洛夫而言，幸抑或不幸？如果没有这一变故，他就能顺利接班？在苏维埃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接班人能顺顺当当地继位。二把手是一个高危位置。比如在十月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托洛茨基，他的肖像曾同列宁并排挂，被看做列宁的当然接班人，可他却死在斯大林派去的刺客手里；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大力神”的布哈林，曾是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排名更靠前的人物，在19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到枪决；名声曾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斯大林的基洛夫也死于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刺杀案。（对这一谋杀案的审讯，斯大林又一箭双雕地处决了潜在的威胁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二战后曾处于二把手位置的日丹诺夫，也不明不白地死于“医生谋杀案”；而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马林科夫等无一不落入“反党集团”的悲惨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