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良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在井上温泉感觉没一会功夫就到了下午4点钟，估计张先生也有同感，这是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还要赶6点钟由新竹开的火车回台北。于是父亲一行起身告辞，与张先生及赵四小姐握手。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在车上，我们对双十二事变的事情开了个小小的辩论会，还没得出结论，已经到了新竹。市长早已预备好了晚餐。餐毕上火车时，离开车时间只有3分钟了。
10月31日，我们在台北休息了一个上午，整理行装。下午父亲到台湾大学去演讲，我和母亲则上街买买东西，一真夫妇去看他们的朋友。到台湾后只有这一个下午是由自己支配的。晚间魏主席及夫人约吃便饭，我们借机告别，并谢谢他们诚挚的招待。
11月1日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天。一早大家就起床了，行李理好后，都急着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才有消息，一直到10时半才知飞机已自上海起飞。我们于午后1时赶到机场，很多朋友已在那里等着送行。飞机起飞前魏主席及魏夫人也赶到了。
我后来从父母《三访张学良》的文章中获悉：张学良将军又托父亲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少将刘乙光）一家同住，希望刘副官一家搬出去，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距离。
回到南京后，父亲去总统官邸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希望总统予以体恤”。蒋介石听了，只是“啊，啊“地不接话。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即谈起别的事情了。父亲又去找宋美龄。宋美龄觉得愧对张学良，并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她认为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第二点可以帮忙解决。后来，宋美龄就跟蒋介石再三商量，他说我们在那里要给他住得舒服一些，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被调走。但是蒋介石对我父亲去看望张学良很不满意。他下手谕要求以后任何人未经他批准，不准去见张学良。
父亲是在张学良1928年“易帜”后才和他相识，并彼此成为知心朋友的。父亲钦佩张学良的胆量和义气，也很同情他的遭遇。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父亲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父亲当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并秘密兼任京沪分区负责长官，正在筹划加强建设上海抗战防御之事。张学良“扣蒋”后，父亲在京沪的36、38两师被调到西北“讨逆”，只剩下87师，父亲一定担心日军借守备空虚而入，但是日军这时候也是选择了观望。何应钦在事变之后即约父亲商议“讨逆”，让父亲与刘峙、顾祝同分别统领三路大军进攻西安，父亲当时拒绝任命，认为军事行动不能“救蒋”。
■ 三访张学良
自1936年张学良将军被拘禁，到1947年间，父亲私下一共去探视了3次。除了台湾这次外，第一次是张学良1936年底护送蒋介石到南京，住(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时。第二次是1938年，抗战已爆发，父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父亲看他时，张学良托父亲代转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恢复自由。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6年12月28日，也就是双十二事变后他送蒋介石到南京。父亲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鸡鸣山宋子文公馆，便前往宋公馆探望。张学良向父亲表示想“早点回西安”，并希望父亲向蒋介石转达。当时的形势下，父亲没有到蒋面前提及此事。父亲后来曾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介石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同汉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当然，说也无用。我每想起那次的会见，心中就深感内疚。因为我当时从有关方面已知蒋介石不会放汉卿回西安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对他明言。”
父亲于1937年底由淞沪前线转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9月间，他由长沙赴湘西视察，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凤凰山，便专程到沅陵拜访。
张学良被幽禁在远离城区的凤凰山顶的一座寺庙里。那里十分僻静，房舍和设备也都十分简陋。张学良住在那里，只有小范围的活动自由，打打篮球，划划小船，看看旧书，生活极为单调。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与命令，凤凰山被划为禁区，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未获得蒋介石的亲自批准，是不允许探望的。为监护张学良，蒋介石颇费苦心，军统派有特务队，共有四十多人驻扎在凤凰山上，以及宪兵第八团三营七连约160人。但是，父亲没有顾忌蒋介石，一是他有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二是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决定不请示去看望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