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打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如蒋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军事优势，国民党才敢于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又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于内战之初在扩大占领区方面颇有收获。
二 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失误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306页。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视中共为“流寇”，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告成。《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作战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蒋的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进据交通线、扩大占领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历经实战之后，却显出其不符合战场实情及其一厢情愿。
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线路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莱芜之战可为例证。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鲁南重镇临沂，蒋介石因此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而事实恰恰与蒋之论断相反，中共部队系主动撤出临沂北上，随后李仙洲部被歼之消息传来，可见中共部队既不“负隅”，而国民党军也不能阻止其“流窜”。由于蒋介石固执于自己的一套逻辑，使国民党军斤斤计较于占领点线，但这些点线非但无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领点线的军队成了蒋自己后来所称的“呆兵”，使一线攻击部队越来越少，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