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王稼祥的支持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使周恩来深觉不安。
不明党内斗争真相的人，从表面上看，周恩来接任了毛泽东的总政委一职。似乎是“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其实不然。
周恩来与毛泽东虽然不算深交，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就相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风云突变，一时群雄并起。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东奔西忙，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都干得轰轰烈烈。两大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周恩来从广东、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在党中央担任组织局主任(后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周恩来先后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过事，富有高层领导经验，善于团结同志，有着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在中央领导机关，一直非常关注、关心在赣南、闽西浴血奋战的红四军和毛泽东。当红四军党的“七大”发生重大争论时，他是支持毛泽东的，并交待陈毅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中央苏区创立前后，他也多次代表中央起草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重要指示信件，指导中央苏区的斗争。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商战事，对毛泽东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深知毛泽东对战争有丰富的经验，对战略有独特的见地，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正因为如此，他才向苏区中央局极力举荐起用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宁都会议一开，又把毛泽东的总政委拿掉了，由他出任，这能不叫他心忧为难吆！
宁都会议后，后方中央局的任弼时、项英等人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上告临时中央，抱怨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辩护，”是搞“调和”，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路线”等。周恩来对此也不甘示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自己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但也“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并反驳说：“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路线，我不能同意。”素来温和的周恩来也有点火了。
毛泽东被解职后，周恩来依然尊重着毛泽东。10月14日，也就是中革军委发出解除毛泽东总政委一职通令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一份红1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仍然署上了3个人的名字：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周恩来可谓是一片赤诚，用心良苦。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他说：
“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望着长须微微颤动的周恩来，想到近日来周为他付出的牺牲，毛泽东眼眶也有点潮润了。
两双巨手在紧紧相握。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在宁都会议上，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王稼祥本是六届四中全会派来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是在前方同毛泽东深入接触后，了解了毛泽东的学识才干，深感毛泽东在军事上比那些大城市来的和在大城市呆着的人，更有一套，要高明得多。因而在会上作了“反叛”性的公正发言：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不卑不亢，侃侃而谈：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基于这种想法，不同意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去，断然主张： “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然而，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气势很盛，咄咄逼人！周恩来、王稼祥处于少数，终未改变局面。尽管周恩来以后曾说过：“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但在当时不行，周恩来毕竟难以“坚决反对”，他要“服从上级”，听中央的啊！
宁都会议后，王稼祥感到很愤懑。但毛泽东却心怀坦然地对王稼祥说：
“稼祥，别说了。我们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质。直至“文革”期间，他在身陷囹圄的高压下，仍在自己的自述里简单地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
王稼祥素来是个“谦虚谨慎，绝不诿过喧功”(王震语)的人，他的这句话言简意赅，绝对可信。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开始摆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正是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投毛泽东一票(关键的一票)的思想基础。
10月26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任命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总政委。
此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前方的电文署名，由“周、毛、朱、王”4人，变成了“周、朱、王”3人了。
毛泽东满怀惆怅，离开了他熟悉的红一方面军，离开了习惯的军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