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尾大不掉”之举。
解放战争中，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
1948年1月，国共还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对全党、对方面大员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汉初三杰”韩信、彭越、英布天下大定后，很快就声名扫地，身死国灭，不就是刘邦的制度不健全，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吗？
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有资格接收这份制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东北局书记林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中央分局：(略)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军区司令员陈毅未到职，实际在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除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将报告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
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句广为人知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是最讲认真的。”不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人难免有不认真的时候。
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其他事情马虎一点好说，这一请示报告制度，绝不能马虎含糊。
毛泽东把它当做了必须认真的典型。
林彪因为在朱毛争论、宁都会议这些毛泽东倒霉的时候，都有明确支持他的言行，因此从红军时期起，他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心腹爱将。
即便长征中不耐烦跑路，竟然写信要求刚重掌红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下台，将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毛泽东知道后，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爱怜之情，可见一斑。换上别的将领，大概早坐冷板凳了。
正因为此，林彪有点“恃宠而骄”。
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
此风不可长，该敲山震虎了！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长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用民间的话说是“骗鬼”。毛泽东当然不会做这样好骗的“鬼”，他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邓小平与林彪、罗荣桓一样，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员，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好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刘邓在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狼狈处境，当然不是背靠苏联，一面受敌，自己兵力优于国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
想到自己给林彪配备了最强的人马，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就有四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而且都归他这个“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员统率，毛泽东越说越气，直接点明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眼里就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林彪这个“东北王”与“黑土地之狐”，若是当面听到最高统帅这些声色俱厉的训斥，大概会面红耳赤，与魏文帝曹丕面前的钟会一样，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