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一日早上，我奉命和其它战友到五六公里之外护送弹药回阵地补充，当时还未来得急吃早餐就只好匆忙拿着几块压缩饼干打算在车上充饥，但一路上根本没时间来吃，车在这种山边行驶，非常容易遭越军袭击，所以我们精力高度集中，我把压满子弹的冲锋枪保险打开，随时应付越军的突然袭击。
三月十二日，撤离第四阵地向越南高平地区高平市挺进，在距离高平市约一公里的地方占领射击阵地，之前我已到达高平市进行过地形侦察，在路经市区时，发现四位越南老人开着门躲在屋里面，也许他们是害怕我们枪杀他们，他们用广东白话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中国华桥，祖籍是龙州水口的，十二连副连长用白话和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不用害怕我们不会枪杀他们的，因为他们手无寸铁，在路经高平市中心的一座公路铁桥时桥头两边都由解放军把守，并且桥头旁边堆满了炸药待我们撤军完毕后炸毁这座大桥。
我们占领这个射击阵地，四周对我们的防御都很不利，地势低洼，茂密的竹林阻挡着火炮的正常射击，因为我们的火箭弹是瞬发引信。只好和几位战友爬上去把竹子砍掉一裁才得以火炮的正常发射，炮阵地的侧面是很高的土岭，整个土岭约有三百多米长，如果被越军占领的话他们可以居临下，会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与其它7位战友奉命占领守卫这座岭头，八位战友把守这么长一个阵地难度可想而知，而且我们也只有四条半自动步枪，铁柄折叠式冲锋枚四条，四零火箭筒一支，每人只配两枚手溜弹，而我要了四枚手榴弹，火箭筒由我负责掌管，我还配了一条锋枪和一临时急救的急救盒，这一身装备大约有五六十斤重，在战前我被选定为我们的阵地自卫组的成员之一，所以在阵上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我都自告奋勇去执行任务，我们这八位战友当中有一位是排长，他有点胆怯，他把我们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我们其它二组是每组二人而他的那组是四人，他所处的防御地形又非常有利，我坚决反对在这种时候做出这样的分工，在我们的合理建议下他不得不采纳了我的意见，后分成四个战斗小组把守着这么个长形阵地，与我同组姓全的战友拿着半自动步枪大约在夜间十一点左右开了几枪，当时我们轮流休息，枪声把我惊醒，我急忙作好战斗准备；四枚手榴弹摆放在战壕上面，四零火箭筒上好膛，紧握冲锋枪，这条战壕是以前越南抗美战争时挖的，战壕的背面是很高陡峭，其实四0火箭筒在这样的地形是不便于开火的，开火后没有空间散发火箭弹尾部的火焰会造成回火把自己烧着，但最危急的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随时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见很久没有动静，我窜到他的哨位，问他什么情况。这位战友因为是他自己开的枪，我说你看到目标了吗？他含含糊糊作了回答，还好直到天亮也没发现新情况，毕竟这个岭头太大。真的如果越南特工摸上来我们是难以应对的，我们山岭下的炮队已经无联系，我们上面发生什么下面根本不知道。
天亮后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向下撤回炮阵地还不到十分钟，我们原来防御的高地上遭到越军的炮火轰炸，看见那山凹生长的芭蕉树被炮弹炸飞，山脚下爆炸的弹头打在汽车的挡板哐嘡作响，我们正准备进行洗漱，急忙找地方隐藏，之后我们奋起反击，连续打了两个齐射便迅速撤离该阵地，几分钟后我们原来的炮阵地就遭到越军炮兵的轰炸。我想极有可能就是那位战友胡乱开枪暴露阵地的。
三月五日，这是我们出国作战的最后一个晚上，越南军队不断破坏和骚扰我们部队撤回祖国，总想把我们消灭在他们的国土上，我们在越南的国土上占领了最后一个射击阵地，掩护后续部队安全撤回国内，在这个阵地上，一个意外的情况给我带来了惊喜，想不到在这里我与我的同乡战友张华余相遇，他是我初中时代的同学，我们同时入伍来到一二一师，他在三六二团二营五连服役，一次他们连遭到越军伏击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这过程中他们营有几位失散人员跑到我们炮阵地来，因为头天天快黑时发现了我们火箭炮阵地发射了火箭炮，他们就知道我们是自己人，当时越军是没有这种装备，但天已黑失散了几天也不敢跑过来，他们不知道口令是什么，只好隐藏到第二天天亮才跑到我们炮阵地，我打听老乡战友张华余的下落时，他们说不知道，我以为张华余已经光荣牺牲，谁知在这里碰上了他，我万分高兴，我把我珍藏舍不得吃的罐头打开来吃，好好庆祝一番。而他也刚好被派到我们阵地保护我们的安全，有他们步兵与我们共同防御那我们安全就加大了许多，他们的岗哨安排在我们炮阵地的外围，那时的夜间还很寒冷的，多日的战斗他只剩下一件单薄的衣服，我就把我的一件棉衣送给他御寒。
三月十六日早上，我们还在越南国土的时候，距离国境线约二公里，可以清楚听见国内播的高音嗽叭播放李谷一的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听到这样甜美亲切的歌声，我们的心都早飞回祖国。一秒钟都不想呆在这个鬼地方了。在这短短的距离我们有时还要遭到越军的火炮攻击，使步兵兄弟们伤亡不少，这很恼火的。最终我们还是胜利返回祖国广西靖西县龙邦公社边防检查站。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我们在越南境内撤回祖国，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我们路经广西靖西县龙邦公社边防检查站来到靖西县渠洋公社驻扎下来，当地老百姓暂还不同意我们直接就进他们家里居住，他们封建迷信比较重，认为我们在越南打仗身上沾满了血气这样带进家很不利，在球场露宿大约5天左右，当时那里的雨水季节已经来临，睡在地上非常潮湿，加上战争结束后战士们绷得很紧的神经突然放松下来，发病的人不断增多，经过当地政府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对他们说部队停留在外面好几天，邪气不存在了，才让我们搬进他们家住下来，不过他们对当兵的还是很不错的，在我们回到安德驻地的途中，经过一个邮电所，本想去发个电报回家报平安，但邮电所挤满了人，无法办到发电报手续，加上时间紧迫。只好写信回家了，所以家里得到我们消息是最晚的一个，从三月五日宣布撤军后父母亲不见我平安消息就不思茶饭，在外地一个公社任党委书记的父亲也赶了回来。他们在内地的只知道三月五日撤军我们军就应该返回祖国的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三月十六日才回到祖国，加上我的一个没参战留守在营房的战友听到十连遭受伏击，他认为我已壮烈牺牲了，就这样他写信回去安慰我的父母亲，说什么“谢斌是我的好友，我要永远向他学习”之类的语言，可我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怎么受得了啊。当然他这种做法并非出于恶意，我和他之间的战友之情很深厚的，他可能以为我牺牲了早就难过了一回呢。他这样说父母亲更加悲痛难过。加上这时大后方谣言满天飞，只要有一个陌生人进村就认为是去我家做安抚工作的，父亲都无心回到岗位工作了，最后收到我迟到的信，父母亲看见我的信后，还是高兴不起来，他们看笔迹不太像是我以往的笔迹。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住在球场爬在地铺写的信，以前都是在桌子上写的，当然笔迹不太一样啦。经过左对比右对比甚至邻居乡亲都来帮鉴定笔迹，最后才确定是我还活着，父母才放下心来请那些邻居乡亲吃了一餐饭才回到岗位工作，我的祖父也是吃睡不安，战争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要找报纸来看，总想能看到和了解到有关我的蛛丝马迹，当时他已七十多岁高龄了。我倒没什么，可没想到把家人急成这样子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