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共32个旅36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7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为解放战争全局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当年就曾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战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赴宣化店视察时就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险境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曾作过最坏的设想。1947年11月，陈毅在河南汲县对新四军第5师部分干部讲话时曾直言：“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六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1949年10月，戴季英为之奋斗20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2年2月12日，戴被开除党籍，其“罪状”如前述《人民日报》所称，从此永远淡出人们的视野……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还在世。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戴家乡的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隐居”之时，勤于动笔，曾有本关于戴氏家族事迹的书出版。目前，已经年近百岁的戴季英仍然健在，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