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情报的大力支持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作者：孙果达的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红军侦听人员的重大贡献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