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着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手段，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原记录如此。这里显然是指长征以前中共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着作。他列举了这些着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着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着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着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着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义意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