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地方领导干部共21人，也拟予评定军衔，他们是：
中共蒙绥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赵尔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代主席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王恩茂，中共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白驹，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邓子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蔡树藩，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何长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姬鹏飞……。
总干部部的《请示》建议，“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采取三种方式办理：第一种是“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第二种是“只评定军衔不授予的”，第三种是“只授予预备役军衔的”。
1955年2月11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重新调整全国战略区，将原来的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这样，上述地方领导干部中，有几位又重新担任军队领导职务，如乌兰夫任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任职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属军事工业，主抓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究与试制，叶飞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阎红彦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王恩茂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后来，党中央又决定，凡是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又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包括驻外使节，一般都不参加评定军衔工作。
7月14日，总干部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向军委并中央的报告》中又说：“对于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凡兼任分区政委（地委书记）以上职务者，对其军衔采取评而不授的办法。凡兼任县兵役局政委（县委书记）以下职务者，则不评定授予军衔。”
据此规定，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又把上述43位在部队兼政委的地方领导干部名单列出，呈报中央军委，建议评而不授军衔。
后来，上述名单中大多数人没有授予现役军衔，只有乌兰夫、赵尔陆、叶飞、谢富治和王恩茂等5位授予现役军衔。他们被授衔主要原因，首先是在部队有实际职务，其次处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边陲地区或福建前线地区或担负国防工业的重任，还有是他们与部队有着历史的渊源。
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8军团、红5军团中央代表，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着名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问，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