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上将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将聚集福州军区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获“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王建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春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王建安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便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道：“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韩先楚还是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李志民上将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总理的关心与杨勇的大度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原名杨世峻，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廖汉生中将，生于湖南桑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在这年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在《来信摘要》上写道：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廖汉生复出后，先后担任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他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根据周恩来批示，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作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于1972年5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不久，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给杨勇作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