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
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从多年后公布的电文看，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