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人：华国锋见毛主席的时候，给毛主席汇报国内的动态，给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暴露一种思想、忧虑，毛主席就给他写了，“不要着急，慢慢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其中有个“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就抓住这句话，他给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
解说：就在江青等人大力宣扬“按既定方针办”两天之后，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大会实况转播的任务交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身为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深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转播，而是一次严肃的政治任务。
杨正泉：没有想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治丧活动的宣传，重大转播的宣传，竟然我来承担这项工作，心里想法很多，百感交集。
刘振英：所以这个事情天天在琢磨，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万一转播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不是天大的事情吗，这一辈子不就赶上这一件事情，领袖的事情，就很用心吧。
解说：在那个年代，能够参与毛泽东的治丧工作，对于杨正泉、刘振英等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荣耀，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如果工作出现差错，那么荣耀也就变成罪名了。
为了能够达到所谓的最高规格，追悼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突破着常规。
杨正泉：当时追悼大会的现场，原来是安排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就带来一个问题，毛主席巨大的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够挂在城楼的中央，挂在城楼的中央，人在城楼之上，领导人在城楼之上，那等于是巨像在领导人的前面，而且在他们的下方，按照正常的应该是挂在领导人的后面、上方。
刘振英：他们决定在金水桥搭一个大台子，然后后面是大屏幕、主席遗像，这样比较庄重一点。
解说：根据毛主席去世时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追悼大会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整举行，按照惯例，电台转播提前十分钟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确保这次播出无误，除了指定的播音员方明之外，还特地安排另一个播音员到场助阵。
方明：一个心里紧张，一个怕出差错，直播，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天安门广场，而且是全国，甚至于全世界都听我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不能出错。
解说：同样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百万人海，十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春风抚面，意气风发，广场上的民众更是沸腾般的狂躁。
然而十年之后，天安门城楼上已看不到毛泽东的身影，就连他彩色的巨幅画像也变成了黑白两色，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不再沸腾，只是静静地等待，而这种沉静不仅仅只在天安门广场，整个中国都沉静了，可是又静得让人不安，就如同地震前的那片刻寂静。
陈晓楠：在毛泽东晚年，虽然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连见一面都不那么容易，但是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这个称号仍然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也正是依仗着这样一种身份，行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可是如今毛泽东的离世让江青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丈夫，更重要的是她头上那把无形的保护伞。
而对于和江青等人对立的中国元老们而言，毛泽东的离世却让他们多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就像一座权力的天平，两边都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给自己添加获胜的砝码。
张常海：天安门大广场是一百万人，我们就坐在金水桥前面，《光明日报》一大块。
方明：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是太安静了，成千上万的人，几十万人在，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候追悼大会的开始。
解说：如此高规格的大会，转播工作必须做到分秒不差，大会在十八日下午三点举行，可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转播要提前十分钟，他们要在追悼大会开始之前向全国听众介绍大会情况。
杨正泉：反复播音员实验，把时间一秒一秒记下来，比方说播这一段需要多少秒，中间空多少秒再播另一段有多少秒，再空多少秒，这么加起来，反复地保持一种播音速度，加起来以后九分半或者九分四十秒，算到这样一个精细的程度。
刘振英：因为当时的追悼大会真是史无前例，没有这样的追悼大会，我们这个追悼大会全世界关注。
杨正泉：方明是久经沙场的老播音员，那个手就哆嗦地发抖，稿纸就瑟瑟发抖。
解说：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播音任务，在追悼大会开始的前三天，杨正泉就带领着方明等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反复试播，本来试播的目的是为了让现场直播更有把握，可是试播之后杨正泉、方明等人心里却反倒更加忐忑了。
方明：当时喊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时候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出错，溜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因为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曾经出过两次这个错误，是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这个话漏出来。
杨正泉：因为平时播都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现在是毛主席去世了，追悼大会要播永垂不朽，他却播毛主席万岁，我很担心最后有两句话毛主席永垂不朽，我很害怕他播成毛主席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