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虽然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仍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他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调整？难道仅仅是对实行新税制不满吗？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联想到高岗在进京之前与刘少奇发生的几次争论和毛泽东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变，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也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但他着重批评了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
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然而，刚刚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高岗未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深邃思路。
1953年财经会议1953年财经会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但这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在高岗的一生中，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所谓的“高饶事件”，一般而言就应当从这次会议讲起。
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政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会议从6月13日一直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