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栗坡，阎红彦遇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在雨中手拄拐杖气喘吁吁地赶路。老婆婆对阎红彦说，自己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公共食堂吃饭的。老婆婆说：“过了这道梁，还要爬一个坡，吃顿饭真难啊。”路边的群众对阎说：“老婆婆还不算远，最远的人，要骑着毛驴去食堂吃饭，三十多里路呢。吃完饭回家不久又得准备来吃下顿饭。”
阎红彦十分难过，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说：“三十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还把我们的群众当人不？公共食堂根据群众意愿嘛，办不好就散嘛。”
要知道，公共食堂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毛主席的指示，没人敢反对。有很多相当级别的干部因为对公共食堂有意见，被判刑，被关押，被下放劳动。但阎红彦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为民请命。他说：“公共食堂再办下去，老百姓都叫饿死完了。”
1961年5月，阎红彦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社食堂等建议。他的建议和调查方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不久，云南农村解散了公社食堂。
在1962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提出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一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的群众运动。文件传达下来后，阎红彦不以为然，他在省委干部会议上公开讲：为什么要老提阶级斗争？我看云南就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才是道理。没有饭吃，搞什么阶级斗争。
遵照阎红彦的指示，云南省委在下发全省的文件中提出：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文件下发后，很快就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央的不满。中央派出彭真来云南调查事情真相。彭真理解阎红彦，做了妥善处理，巧妙地保护了云南省委和阎红彦等人，使其顺利过关，化险为夷。
云南省在阎红彦的主持下，经过一系列调整工作，经济情况出现了良好的变化。三年后，云南省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城乡市场繁荣，肉食、主副食品敞开供应，物价稳定，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幅度较大的省区之一。
勇斗陈伯达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10月，阎红彦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到北京参加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会上，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纵队司令员的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赵增益：“你听说过这件事没？”赵回答说：“没有。”阎红彦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气急败坏无话可说，此次揭发邓小平的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至此，阎红彦被中央文革视为“走资派”，在之后的运动中饱受摧残。
阎红彦从北京回云南没几天，云南的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的指使下，开始对云南省委进行冲击。造反派占据了省委办公楼，还抄了阎红彦的家。造反派对阎红彦召开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有时一开就是一天，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喝水。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设法保证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召开昆明军区党委会议，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专门负责阎红彦全家的安全。王银山安排部队将阎红彦和他的妻子接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连忙向江青和陈伯达汇报。江青在北京的文革会议上公开叫嚣：“阎红彦压制造反小将，昆明现在是死水一潭。中央文革要派出力量，去昆明扭转局势。”于是，北京和昆明的街头到处都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字报。
至此，阎红彦已经被江青一伙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劫难逃了。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中央文革。1月8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阎红彦的电话，对阎红彦咆哮道：“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革命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没问题。不要见不得风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天不怕地不怕的阎红彦立即对陈伯达反唇相骂：“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乱，把国家搞乱……”
二人在电话中大吵一通，各自狠狠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阎红彦心乱如麻。他知道，自己和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发生了争吵，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他为中国的前程忧虑，他也知道造反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小麦峪，将他和妻子抓去批斗。他不愿意忍受屈辱，不愿意再看到江青、陈伯达在自己面前颐指气使。他要以死抗争。
于是，在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后，一代名将阎红彦吞下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身亡。阎红彦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开国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身亡的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