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从省军区军械所要了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建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小队，离开四都赴往上杭。
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性。虽然她的职务曾经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中央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但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主动地担负一些不属于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长陈潭秋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部队到达永定仙师乡，在大阜村遭到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与反动民团的围击，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警卫班14个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从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战斗结束的当天上半夜，范乐春听说陈潭秋跳崖殉命，带上十余人打着火把赶到战斗地点，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昏迷不醒的陈潭秋，用担架抬到严坑，请草药医生救醒过来。随即又转到西溪赤寨村治疗，使陈潭秋转危为安。
同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可以说是人熟地熟，因而许多工作确实够得上这位妇女部长忙碌了。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群众见范乐春回来打游击了，都很高兴，只要一号召，群众群起响应，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困难。范乐春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带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一起研究对付敌军搜剿的策略，还有如何打破敌军“计口购盐、购粮”的封锁政策。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之四：贺怡与毛泽覃在得知丈夫业已牺牲，再也见不到牵挂在心的亲人之后，将对丈夫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融进全部的感情当中，更加刻苦扎实地工作，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又一鲜明特征。
贺怡与丈夫毛泽覃同时被留在中央苏区，有着不说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是一向被“左”倾领导者看不惯的“毛派人物，”掌握着谁走谁留的当权者，从宗派主义出发，留下了一些不想带走或难以带走的人。毛泽覃夫妻就是属于前者的人物。
留下来的毛泽覃担任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3月，敌毛炳文第二十四师开入闽西展开“清剿”，红军独立师被打散过几次。毛泽覃率领两百余人转移到瑞金南面的黄鳝口山区，有个熬不住艰苦与危难的叛徒出山向敌人告密，第二十四军一个团前往抄剿。毛泽覃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英勇捐躯于山林当中。
毛泽覃壮烈战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后两个多月，贺怡才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顿时被巨大的噩耗震惊得晕眩过去。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把贺怡击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隐身敌穴坚持斗争的问题上，只是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绪难平地缅怀再也不能相见的丈夫，还有远在川黔随军征战的姐姐贺子珍、姐夫毛泽东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友。近几个月来，贺怡偕同母亲温吐秀、父亲贺焕文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乘船进入赣州城在水西的石人前村安顿下来。地下党的同志考虑到：赣州是赣南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就让贺怡父女三人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数月过去，贺怡一家在石人前村开始习惯了，正要着手在附近村庄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之际，发生了与贺怡有联系的地下党员何三苟被敌人捕去的变故。为慎重起见，地下党负责人，中华全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决定贺怡父女搬到距赣州城30里的赣县陈坑。他告诉贺怡：“那儿只有十几户人家，我有个堂嫂的娘家在那里。”
一天深夜，贺怡父女由地下党员何光桂、黄耀亮、胡由先三人护送，离开陈坑来到三保经堂。地下党已通过关系与住堂的罗斋公联系安妥。罗斋公见了贺怡，看到对方举止不凡，礼数周全，言谈中对经卷功课甚为谙熟，连称“善哉，善哉！”
贺怡同父母当上了尼姑、道士。她心里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将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选择。但贺怡没有忘记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他与王贤选、何三苟等人以很大精力放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半年中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王贤选的母舅、担任联保主任的胡叙伦，经过考察、培养、被吸收收到党内。常在三保经堂门口摆茶摊的李声洪，经贺怡的启发教育，成为了党员，担任秘密交通员。到1937年5月，贺怡与王贤选等人在岗边排、佛岭背、刘家坊、龙庄上等地，建立了九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胡叔伦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
1937年8月，陈毅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赴赣州与第四专署和国民党驻军四十六师，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贺怡得知消息，由王贤选陪同走进了陈毅的住处。当人们知道这个吃斋的道姑竟是当局通缉多年的共产党员、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无不大为惊讶。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珩保、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等人，听说贺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隐身三年，不能不感到脸上隐隐发烧。贺怡结束了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赴吉安出任新四军通讯处统战部长。
之五：陈碧英与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互为依倚，感情笃深。知道陈的文化水平很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每晚认三五个生字，认熟再写。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7月，中央的部门机关开始从瑞金的叶坪、沙洲坝等地，迁往西边的山区，董必武夫妻随机关搬到了云石山的梅坑村。
到了9月下旬，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坏，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军民们目睹种种迹象，意识到红军恐怕有撤走的大行动。
没过几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局组织部有规定，确需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体检，由医院出具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