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后来有人将此向梁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曾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他用了四个字:“轶群绝伦”。有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答曰:“差远了!”
蒋介石: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两天后,毛泽东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转天,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泽东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于是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美国在谈判期间保证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尔利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
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请张申府吃饭,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毛泽东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张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1945年10月8日,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但交情难说深厚。在欢送的人群中,虽然胡风“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阳初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