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考官对他说，“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你是主谈；第四件事，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要你阅处，现在你怎么办？”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而不在于轻重缓急。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很虔诚地表示欢迎，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
当时文化宫考场的话题形形色色，问者煞费苦心，答者也挺机智，可惜很少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那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失业问题；农民流动问题；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谁去谁留；95岁的彭真去世；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还有国有企业的“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这后一个话题是赫赫有名的“烟王”褚时健引出来的。头发花白的褚时健因贪污被捕。一年以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于云南省第一监狱。他的“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这样说，还当场算了一笔账：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烟厂利税总额800亿元，而他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作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马军意味深长地辩护道，“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