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关于如何谋划解决“四人帮”问题，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