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会之变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出现的。
美国学者郝若贝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在宋代，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