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沙飞表现得极度狂躁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跑到院部报告。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报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意外掉出时，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1950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报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极刑。《华北解放军》报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3月4日，在和平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随后，沙飞被执行极刑。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往事。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上级派来一名干部和沙飞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带在身上。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又还给了他。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被拿到了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里。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行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但由于沙飞死后，墓地经过两次迁移，一直没有找到。
被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沙飞有过历史恩怨吗带着诸多的疑问，笔者来到了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座小楼中，拜会了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殷子烈退休前任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总经理，退休后任晋察冀老区继承先烈遗志协会秘书长。他与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和沙飞的女儿王雁是荣臻小学（今北京八一学校）的校友，对津泽胜比较熟悉。他给笔者讲述了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发生在华北军区卫生系统的往事：
父亲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发奋学习，追求着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梦想，20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就读。毕业后被送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同时兼任由白求恩医科学校为骨干组建的华北医科大学校长。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进驻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我父亲仍兼任校长。为使学校更快发展，他吸收原张家口伪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及其他卫生人员参加我军并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经过多方工作，院长、着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参加八路军，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这其中就有被沙飞误杀的津泽胜。
殷子烈介绍，津泽胜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好友，也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当时，他在北平和妻子开了一个小诊所，稗田动员他们夫妇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写文章回忆自己的父母：
我父亲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内科大夫。父亲是个诚实、认真、对病人不摆架子和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一视同仁的人，技术也不错。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个诊所，他们两人都是内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从小我就跟胡同周围的中国孩子们玩，说的也就是当时的北平话。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由利子从北平来到了张家口，跟随父亲的导师稗田宪太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了中国。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张家口刚刚被八路军解放，成了边区的根据地。……我父亲在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任内科主任。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是殷希彭教授，曾留过日的病理学者。这两位教授一见如故。殷部长对日本工作人员关照得很周到。
后来，我们又随着八路军从张家口转移，行军走了三个月来到了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在这里我们停留了近两年。我们这些孩子则离开父母被送进荣臻子弟学校学习。1949年，白求恩医科大学迁到石家庄。12月，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亲因此离开了人世，这是我的童年时代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