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洋的佛朗机相当于原始后膛炮，炮弹能在远距离杀伤敌人，而且它的器型可大可小，小者形如手枪操作便捷，嘉靖年间已在军中普遍装备。对佛朗机的威力，明人叶权在笔记《贤博编》做了堪称最佳创意的广告词：“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盔甲方面，明军更是全面领先，虽然和北方边防军身上重量惊人的连体式盔甲不同，南方的明军基本身着镶着铜钉的轻便棉甲，头戴高大的铁盔，但无论是式样还是坚实程度，都远胜“裸身跣足”的倭寇。
倭寇再狠，能狠过吕布？拿着能“击毙十个吕布”的武器，身着坚实的盔甲，明军看似胜算在握，却在一次次交手中溃败——拿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三十二年(1553年)为例，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当年把蒙古人打得屁滚尿流的堂堂大明正规军，到底怎么了？
3。“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下)中国历史上，再强大的王朝，无论开国时期军事上多么强盛，都无法抵挡住政权腐败和国力衰退的侵蚀，慢慢地走向没落。打败一代天骄蒙古人的明朝军队也是如此，只不过，相比汉唐，明朝军事实力的滑落之快实在惊人。
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蒙古后，明朝的军事力量就不足以支持主动性的战略进攻了。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耻辱的兵败身俘，更加给此后两百年的明廷定下了“战略防御”的军事基调。嘉靖一朝“北虏南倭”，更是战略挨打。
明朝的兵制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高达18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世袭制和屯田卫所，本身没什么大缺点。但是，朱元璋无法想到，摊上后世一个个懒上金銮殿的皇帝，一群群以霸占田产为己任的官僚，一批批以克扣军饷为威武的军官，什么样的无敌军队都得垮掉。
到了明朝中叶，因为不堪田产被占和军饷被扣，军户大量逃亡，有一些县镇，军户全部跑到城里，宁可做地方官的衙役听差，也不愿当正规军。由于军户的逃亡率高得吓人，大量内陆卫所形同虚设，昔日热闹的营房变成了冷清的狐狸窝，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一个人！嘉靖年间，明初驻军高达30万的海防前线，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50多个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
海上的水师同样缺员严重，诸多水寨人去寨空，战船也荡然无存，《明史》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剩下的战船也多半破损不堪，根本无法出海作战。以至于和倭寇作战时，发生了水师官军花钱雇用渔船的天下奇闻——这是《明史·日本传》里记载的：“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卫所荒芜、战船破损都是表象，更加致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能偶尔率队巡逻一次，就算是很尽职了。前线官员谭纶讽刺道：“比来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各该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玩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
士兵则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卫所里的士兵年轻力壮的都逃走了，剩下的都是羸弱之辈，就算勉强出战，当然一触即溃。
从前线官员的记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前线官军的作战情景：对敌时战战兢兢，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敌人一冲过来，立刻溃不成军。
对于官军的战斗力，有两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段子。一则来自戚继光：“(明军)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战斗中，倭寇有兴致拍着屁股嘲笑官军，实在是滑稽而无奈的画面。一则来自郑若曾：“我兵鸟铳手虽多，不能取胜，何耶？倭人忘命，我兵望之辄惧而走，或铅子堕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向。”
朱元璋要是活过来，看到自己一手草创的军事力量变得这样混账，能气得再死过去。
4。 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的事件。
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
这个事件很有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个经典的段子：说者眉飞色舞，听者瞠目结舌，最后总要再追问一句：是真的吗？
是真的。让我们不厌其烦的再回顾一遍吧。
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上岸后他们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明史·日本传》里的记载用了大量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