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泽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209页。
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抱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它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1940年初，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宣布说：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收入《毛选》的文章文字上有改动，在这句话里删去了“或参加领导”五个字。)。
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几乎同时，国民党也进一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27—230页。。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名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本地境内”《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副总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0—4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