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利用了龙云欲保地盘而对中央红军追而不堵的心理，声东击西，在敌军疲于奔命之时，指挥中央红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中央红军到四川建第二革命根据地，乃召四川军阀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却颇多顾虑，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⑥当蒋介石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时，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最后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事务，而且还插手过问云南、贵州的军政事务。这使得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中央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至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杨森的二十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中央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中央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
中央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红军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中央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中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在天、芦、宝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来。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缩避战，便利了中央红军北上。
因此，“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红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各自为战，又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成功地利用了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以及川、黔、滇等省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机动灵活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进行了着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史实雄辩地证明，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善于把握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不能一昧死打硬拼。因此，分析总结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①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三集第七辑。
②《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3-224页。
③《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5-226页。
④《四集团军总部行营通讯》（1934年11月28日），见《西窜记》第180页。
⑤《李宗仁回忆录》第655页 。
⑥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