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1922年，朱德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50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
1976年1月8日，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病逝了。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大家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仍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周恩来的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
朱德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思茶饭。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他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猛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随着低回的哀乐，眼含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有一次朱德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他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
这年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1975年11月在竞选中获胜的弗雷泽，在担任总理后便选择了中国作为重要的访问对象。
这天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后，朱德上午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踏进大会堂，来到迎宾厅时，却没见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会见的时间到了，不知什么原因，仍未见到外宾。朱德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后来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因为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把会见的时间推迟了。外交部竟然没有把这事事先告知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