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从美国留学返台省亲，张闾蘅在家中与大伯、大妈第一次真正见了面。张学良和赵一荻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她家里坐坐。
“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内心感受。”赵一荻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大家聊天时如果大妈插话进来，就是宣传她的基督教。
有时，张学良也不会耐烦地打断赵一荻的话：“行了，我们在聊天呢！”
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有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
1967年，张闾蘅回到台湾。张闾蘅说，从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她们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张学良的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负责监视张学良的刘乙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的部署一直相沿成习，从祖国大陆到台湾都是如此。此外，刘乙光将他的妻子儿女也带来同住，全家人还“陪伴”张学良吃饭。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监视）。
1962年，刘乙光调走。张学良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蒋经国、彭孟缉。酒席上，张学良语出惊人：“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那是在贵州桐梓时，张学良突发盲肠炎，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刘乙光自作主张，将张学良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做手术。如果刘乙光不将张学良及时送医，一旦病情恶化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