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那你能否展开谈谈对百团大战的看法？
姚（笑）：当然，我上面说的都是“事后诸葛亮”，我自己是没有资格深入谈这个话题，因为毕竟我没有参与这次作战，而且，即便参加了，自己那时也不过属于中、低级指挥人员，并不了解全局，这里就不谈了吧。我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题，谈谈上述四“招”是否适用于与国民党军作战，因为这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以我近二十年的战争经历体会，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时期最好的作战方法，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地讲，上述四“招”，在我军还比较弱的时期，即解放战争初期，或者相对比较弱的局部，例如那些缺乏主力野战部队的根据地，是有其效果的。例如西北野战军初期就是以旅为单位歼敌。而打“四平保卫战”那种“以大对大”的战役，在解放战争初期就不大合适。而到了后期，这种选小选弱敌打，以快制胜的战法，就未必适合了，因为那样就会拖延战争。还有一点需要说一说，物质条件对作战方式甚至相关军事建设，也有很大的影响。这里举个例子。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和与日军作战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每战都可以有很丰厚的缴获，这对于改善我军装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军作战极度顽强，不仅作战规模比较小，而且在其被歼前，火器往往破坏得很厉害，所以每战缴获很少。这也就使得我们后来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就形成了抗战时期一个特点：武器装备改善不能大量地靠缴获，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兵工系统。说起来，我军的兵工系统，主要还是抗战期间为解决缴获不足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在内战时期，我们也有少量“军工企业”，例如，甚至在红二十八军这样的小部队，在鄂东北也有一个修械所，搞点修抓弹爪之类的简易修理。但由于那时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所以军工很不重要。抗战中的缴获不足，使我们开始注意建立起自己军工系统，但这样做也有其极大的难度，我们二师（即皖南事变后四、五支队改编的部队）兵工厂算是不错的，副厂长吴运铎，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为什么吴运铎同志会受那么多的伤？就是当时我们试制的火器太原始，多为炮弹、手榴弹之类，自己生产的最高级的兵器，也就是枪榴弹，而且射击精读和可靠性普遍很差，老是出事故，结果使吴运铎这样优秀的同志，即便是在后方，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不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些政治、经济、社会重要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善于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总结经验，研究和改进作战方法。如果没有这一条，光是靠勇敢，或者简单地靠改善武器装备，都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责任编辑：宋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