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着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九大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运动的发动和推进……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