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①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②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③。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④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