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甫仁做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在云南的行动是符合当时的潮流的，他指导当地各级领导：“(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根据有关统计，云南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谭甫仁人生终点无疑是悲惨的，他和父亲一样，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但是舵手的失误、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制约，都让他们承担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我父亲晚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他对我说过：“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谭甫仁成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而一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又导致谭甫仁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这位起步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将领被错误路线送进了天国。
对待父亲和谭甫仁，都应该有个更准确的评价，既要肯定他们为民族解放立下的功绩，也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为一个群体那样毫不怀疑、不能诘问地参加那场历史闹剧。几十年过去，我再不把这种失误归咎于觉悟甚至道德。就是很多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老干部，如果文革重用他们，他们会自觉的抵制吗？
我想任何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都会找到答案。
愿历史能够原谅他们，也希望历史能够认真总结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