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人大一届三中会议上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开始这种商谈。三天后，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曹聚仁，通过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来到广州。中联部派出的徐主任早在恭候。
曹聚仁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敏感的香港媒体立即追踪他的行动。他还未成行，种种猜测与议论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说：“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但曹聚仁越这样说，记者们越不信。而且他确实另有重任。
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陪曹聚仁在颐和园里荡舟。曹聚仁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面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曹聚仁仔细听着。
周恩来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两次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同他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他说：“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感。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着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于自由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