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
他们不得不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为走捷径，爬仕途。宋神宗他们把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反对，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是年冬天，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言毕，曹后病逝于开封。
改革大幕落下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的确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著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六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
亡国的钟声，已经慢慢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