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如何“问责”?
在中国古代，官员问责制度同样由来久远。2500年前，中国就有官员问责的思想和规定。《周礼·地官》记载：“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韩诗外传》也有：“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尚书大传》对于问责的记载甚至还有不少细节：“蛮夷猾夏，寇贼奸究，则责之司马。”
在历朝历代中，被问责的案例并不鲜见。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东明县官员欺软怕强，搞权钱交易，在确认民众免役权时严重不公，于是大家结伙向知县告状。可县长贾蕃拒不接受呈诉，于是事态开始升级，人们见县长不理，就聚集到开封府上访，开封府也不受理，上访群众掉头涌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王安石当即表态：“尔等问题，定当妥当处置，务请各自回家!”群众散去后，王宰相一边严令东明县迅速、公正解决问题，一边问责贾县长，果断拿掉了他的官帽。
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张居正共问责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抚按诸臣54人，对一些官员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山东17名、河南2名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经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朝廷立即从重处理。
古代官员为政不力造成后果，被上级问责的比比皆是，但还有一些工作有失误的古代官员，主动要求甚至以死相逼恳求上级处罚的。蜀国大将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军令，不听部下王平的正确建议，把军队安排在街亭沿线的山坡上，被魏国大将张郃包围在山上，断了水道，蜀军不战自乱，失了街亭。结果，蜀军进退无路，只能撤退，同时丢失了南安、安定、天水三城。此次作战失败，是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命令，跟诸葛亮没啥关系，但诸葛亮还是以“用人失察”为由，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古代官员有试用期?
在中国古代，官吏担任新职，须经一年时间的试用期，试用期满，称职者方可“为真”，即正式担任该官职，不称职者罢归原职或撤职。《汉书·平帝纪》注引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俸。”所谓“试守一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试用期为一年。这样的试守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秦策五》记载：“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文信侯吕不韦被罢免相国回到封地，他的党羽司空马逃往赵国，赵王于是让他试做相国。
纵观历朝历代，将官员的“试用期”推行得最彻底的当属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时期，“试官”成为一种制度。当时，想为官者，都可通过自荐或推荐的方式，达到做官或者升官的目的。他们被称为“试用之官”。
在武则天执政的50多年中， 取进士达一千多人，平均每年的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期增加一倍以上。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她还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以示皇恩。不仅如此，武则天还放手给人官做。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正月初一，她召见各地推荐的人才，全部予以录用。
由于官员人数急剧增加，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补阙与拾遗均为官名，居然可用车载斗量，足见数量之多。不久，文人沈全交在后面补了两句：“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里的“存抚使”是举荐人才的官，沈全交说他们都是面糊的;“圣神皇”指的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当时的尊号就叫“圣神皇帝”。尽管这首“拾遗补阙”的歌谣不乏讽刺意味，但武则天不仅坚信试官对于其选拔贤能的重要性，而且严格规定：“试官”者不作为或不称职，一经发现，轻者革职，重者诛杀。因此想投机为官者，并不敢豁出自己的性命去试官，而真正的贤能自然是“真金不怕火炼”的，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一大批名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