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敕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大爱敬寺、大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解脱寺、开善寺、同泰寺等。在众多座寺庙中，萧衍最青睐的当属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据记载，同泰寺内“宝塔飞天，神龛地涌”，寺中供奉莲座，宝相巍峨，被誉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为了便于祭拜佛祖，萧衍又下令于宫城开大通门直对寺门，晨夕幸寺，频繁入寺，史载“自大通（萧衍年号）以后无年不幸”（《六朝事迹编类》）。入寺期间，萧衍身披袈裟，高坐莲台，或宣讲佛理，或剃度僧人，或主持法会，一派热闹景象。
皇帝信佛，无可厚非，但让人不解的是，作为一代帝王，萧衍竟然不顾大权旁落，不顾社稷安危，不顾群臣反对，不顾朝野哗然，放着至尊无上的皇帝不当，撇下琼楼玉宇的皇宫不住，三次“释御服，披法衣”（《南史》），义无反顾地舍身为寺奴，充当僧役。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527），舍身三天；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529），舍身十六天；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547），舍身四十七天，其中后两次均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书》）。
萧衍为何老往寺庙里跑？有人说他一心向佛，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有人说他看破红尘，不再留恋皇帝宝座；还有人说他敛财有方，通过赎身捞取好处。其实，这三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萧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门，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没必要来回折腾；如果他真要敛财，堂堂皇帝根本用不着耍这点心眼。笔者认为，萧衍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萧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也归功于僧侣势力的舆论支持。无论是出于论功行赏，还是出于个人信仰，萧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扩大佛教声势，将佛教地位抬到一个新高度。所以，把君权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萧衍政治的一大显著特色。萧衍频频往寺庙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经济，一再像《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所说的“皇帝（萧衍）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甚至利用权力将佛教定为国教，应该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目的是获得僧侣势力的信服与支持，以巩固南梁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