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宦官吐突承璀为了拍唐宪宗的马屁，在安国寺建了一座高大壮观的碑楼，准备用来宣扬皇帝的功德。唐宪宗把起草碑文的任务交给了翰林学士李绛。李绛不但没有起草碑文，还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以尧、舜、禹、汤等圣人都未立碑自言圣德，只有秦始皇巡游所过，立碑刻石自吹为例子，说明不写这类拍马屁文章的道理。唐宪宗听了李绛的劝告，遂下令，以百牛拽倒了碑楼（《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记载）。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汴、曹、单、濮、郓等五州。后晋朝廷组织了几个道的民夫参加抢险，终于堵住了缺口。抗灾成功后，后晋皇帝石重贵准备刻碑记载此事，并打算把抗灾成功的功劳全部记到自己头上。但是，此事却被中书舍人杨昭俭制止，他进谏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记载）石重贵也不错，他认为杨昭俭说得对，遂停止了这一好大喜功的荒唐行为。
战胜一次大灾难，竖立一块纪念碑，歌颂一下英明领导，这种在如今看来都“十分正常”的做法，却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刻石纪功，还公然要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这个官员的胆子也真够大的！不过，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大灾过后，满目疮痍，连恢复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高唱颂圣之歌呢？况且，古人都是深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和学说的。他们认为，上天在冥冥之中能干预人事，而人的行为在冥冥之中同样能感应上天，这就是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的道理。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异或祥瑞，表示了上天对人间当政者的谴责或褒奖。杨昭俭认为，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正是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是由于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此，让后晋皇帝石重贵颁“罪己诏”，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就合情合理了。由是，“纪功碑”变成了“罪己诏”。
杨昭俭敢于直谏固然不易，但在惯于把坏事当成好事办的国度里，石重贵能听得进如此刺耳的批评，也殊属难得。
面对谀词，领导者如果能够像赵匡胤一样把献媚的谀词“掷还”给献媚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现在的部下，还有多少能像李绛与杨昭俭这样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