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直绵延不断，尤其是在唐代，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和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中日关系史上，谱写了一幕幕令人怀念的动人篇章。
公元7至9世纪，唐代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制的繁荣昌盛阶段，而东流日本则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完备的典章制度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对新兴的日本具有强大的魅力。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因此，以大唐帝国为榜样，激励看好学的日本人，不畏艰险，乘波西来，先后有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来到中国。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现了阿倍仲麻吕西来，鉴真东渡的佳话。鉴真是扬州的着名高僧，担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学，
深谙戒法，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宝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聘请，东渡日本，去设立戒坛，宣扬律学，以肃整教纲。从此以后，在12年的岁月中，鉴真等人胸怀大志，历经艰辛，屡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败，直到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鉴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传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鉴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精华带到了日本，为传播中日人民的友谊种子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因此，研究鉴真东渡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中日两国，有很多鉴真研究者与中日关系史专家认为，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九年（750年）由广州到韶州时，由于“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请加疗治，眼遂失明”。（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后，双目失明的鉴真仍然以顽强的精神，再次东渡日本，完成了传法的宏愿大志。
但是，鉴真和尚果真是双目失明了吗？
